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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教育的观点越来越开放,人们对孩子的素质教育也越来越重视。这其中,有个词被反复提到,即“启发式教学”,通过问问题来推动孩子们打开自己的思维,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问题。但是我想说,如果老师只是机械地问问题,而不聆听孩子们的答案,并进一步作出引导的话,这种所谓“启发”也只是形同虚设。
这要从我在国内一所小学的听课经历说起。那是一节语文课,课文名字叫《蟋蟀的住宅》。因为老师知道我要去听课,准备得很好,课上看起来很活跃——为了鼓励课堂发言,学生每答对一个问题,就能得到一颗糖。
当老师问“蟋蟀有什么特点”时,所有的孩子都齐刷刷地举起了手,老师挑了一个学生。
第一个学生回答“蟋蟀会唱歌”,顺利得到一颗糖。接着,老师又挑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答案马上引起了我的兴趣——“做窝”,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抓蟋蟀、逗蟋蟀,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往下听,没想到老师只是点点头,发了颗糖便马上转到下一个话题了。所有孩子也都很默契地跟着老师的思维走,“做窝”的话题看似刚被挑起,其实已经结束。
下课以后,我找到这位老师,问道,“蟋蟀好像不止这两个特点吧?”
这位老师看看我,说:“书里就这两个特点。”
这场对话和孩子们齐刷刷举起小手的场景便一直留在我心里。后来,每次回国参加小学的公开课,我都邀请老师上《蟋蟀的住宅》。终于有一次,我在另一所小学如愿以偿,结果还是一样:蟋蟀只有两个特点。这一次,我忍不住找到校长。校长听了我“蟋蟀不止两个特点”的观点后,笑笑,“黄博士呀,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如果我们说蟋蟀还有个特点是打斗,孩子考试就不得分。”
“那能不能告诉孩子,蟋蟀还有很多特点,其中就包括打斗这个特点,考试的时候就让孩子答唱歌和做窝?我不想让孩子上完这个课以后,认为蟋蟀只有两个特点。”
校长听了又笑一笑,笑得比我还难看。
抛出问题却不聆听孩子的另一种极端,是用问题来扼杀孩子们的问题。这里我要讲我旁听的一节数学课。这节课的教学内容是乘法,老师的任务是让孩子们学会“二乘六”。
因为是公开课,这位老师也做了十足的准备,他带了一幅很美的画,画中有一片绿草地、十二只小白兔、一棵小树、一条小河,还有一座小桥。
开始上课了,老师举起这幅图,问道:“同学们,在这幅图中,你们看到什么?”
孩子:“绿草地。”
老师:“怎么没看到小白兔,就看到绿草地?你们再看看,看到什么?”
老师有点不太耐烦了,接着问,“也对,但是你们再看一看,还看到什么?”孩子又接着回答了“小河”、“小桥”,老师便耐着性子,赌气似的一直问“还看到什么”,终于有个孩子说,“小白兔”,这个问题才算了解。
于是,老师又抛出第二个问题,“你们看一看,这小白兔一共有多少只?”
孩子:“十二只。”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是十二只?”
孩子:“数的呗。”
老师又问“怎么数”,孩子便回答“一只只数”,话还没说完呢,老师便抢着似的,又问道,“一只只数麻不麻烦?”
我都能想到,这位老师正握着藏在讲桌下的拳头,巴不得孩子快点突出“麻烦”二字,好让他说出“两只两只数更方便”的台词。没想到,孩子们的答案又“任性”了,“不麻烦。”
这下子,老师也没耐心了,直说,“怎么不麻烦?麻烦!我教你们一个不麻烦的方法,两只两只数……”
终于,他那“两只两只数兔子”的方法得以传授。我想等下一次他讲授“三乘四”时,他问孩子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两只两只数麻不麻烦”,然后不由分说地断定为“麻烦”,好继续自己下一个“不麻烦”方法的讲授。
其实,用问题引发孩子们的思考,进而让孩子自己提出疑惑,并带着问题去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学方法。比如同上“西安事变”这件历史课,国内大部分老师会选择把整个过程讲完,然后让孩子记住时间、地点、历史人物等等,这个知识点就完了,但是美国的老师可能就是八仙过海,各有各的办法。
即使是按照一般的我们中国老师的上法,讲史实,讲完以后,很多美国老师也会提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问题,来引发更多的思考。比如“如果没有发生西方事变,中国的历史会怎么发展?”、“如果周恩来无法去处理西安事变,你认为另派一个人去最合适,为什么?”、“如果蒋介石逃出西安,历史会怎么发展?”、“如果历史上没有张学良这个人,中国历史上还有西安事变吗?”、“如果你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头子,你会怎么做?”、“如果历史可以重演,你希望西安事变怎么发展?”……
然而,只说不问的教学能培养出聪明的孩子,却很难培养出智慧的学生。对比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聪明的孩子总是能够最快地输出答案,但智慧的学生却懂得提出更多问题,那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而这正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最根本的区别之一。试问,我们的教育到底是要培养聪明的孩子、还是培养智慧的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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