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婚，图源网络

冥婚，即为死去的人找配偶，进行合葬，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鲜见，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腾在《中国冥婚调查》一文中，对山西等地的冥婚习俗进行了写实性描述，不少细节令人触目惊心：18万元高价买女性尸体，给医院医生红包，甚至偷盗女尸……种种恶俗现象令人费解。

随后另一起新闻事件，再度引起人们对冥婚的关注：山西一15岁男孩被围殴致死，父母为其配冥婚。一起悲剧事件和冥婚再度联系起来，冥婚这一恶俗再次冲击人们的心灵。

冥婚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不过，从西周开始，冥婚就受到儒家主流价值观批判。遗憾的是，儒家学者的批判从来就没有深入到民间社会，所以，冥婚被当做一种社会习俗流传下来。在今天，一旦社会精神文明出现空心化，冥婚就会回潮。

冥婚是流传数千年的民间恶俗

冥婚由来已久，至少在西周之前便已存在。《周礼·地官·媒氏》中有一则记载：“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对这句话，东汉末年的儒家学者郑玄解释说：“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礼相接，死而合之。”郑玄所说的“迁葬”与“嫁殇”便是后世所说的冥婚。

周礼中明确禁止这种形式的婚姻，可见至少在西周之前，冥婚便已存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冥婚起源于商朝，与商代的人殉习俗密不可分，后来由于人殉不被人们接受，逐渐演化成了冥婚。

尽管周礼明确禁止冥婚，但从周代开始，冥婚就从未禁绝过。三国时期，冥婚的记载开始增多，比如曹操的幼子曹冲早殇，曹操便聘甑氏亡女与之合葬；又如魏明帝曹睿爱女曹淑早死，魏明帝便取甑后从孙与她合葬。

从三国时期的案例看，冥婚已经从民间习俗上升为统治阶层的习俗，这种习俗，到唐代愈演愈烈，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有采用，《太平广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冥婚故事，折射了唐代冥婚的兴盛。唐代以后，冥婚在社会上层逐渐减少，但在民间社会，依然十分盛行，《清碑类钞》记载说：“凡男女纳采后，若有夭殇，则行冥婚之礼”。

直至今日，冥婚在中国农村依然大量存在，其中以山西为盛，关于山西的冥婚报道屡见不鲜，甚至有人为了一具女尸，将邻家12岁女孩诱骗出学校害死，卖到洪洞县配冥婚。（2014年10月30日《山西晚报》报道）

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儒家一直认为这是 “乱人伦”的恶俗，所以历朝历代，主流儒家学者都对冥婚持批判态度。

儒家主流价值观一直鄙夷冥婚

前文提到的曹操为爱子曹冲配冥婚，其实还有插曲：曹冲死的时候，司空掾邴原有女早亡，曹操就想找他结为亲家，但被邴原拒绝：“合葬，非礼也。”（《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没办法，曹操找到了甑氏，最终为曹冲配了冥婚。曹睿为女儿配冥婚也有波折，比如司空陈群就出来谏阻，可见在当时儒家学者的眼里，冥婚并不符合礼仪。

唐代冥婚盛行，甚至皇室也带头举行冥婚，但儒家学者一直不以为然，白居易在《得景嫁殇邻人告违禁景不伏》一文中写道：“生而异族，死岂同归。且非合祔之仪，爰抵嫁殇之禁……既违国禁，是乱人伦。请徵媒氏之文，无抑邻人之告。”

也就是说，在白居易看来，冥婚既不符合国家法律，也不符合人伦，必须加以禁止。

当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代皇室带头搞冥婚，自然有人出来做理论支撑，唐代郑余庆撰《书仪》二卷，其中有对冥婚制度的议论，唐中宗见了后召集刘岳等人研究，但他们研究的结果是冥婚“出鄙俚，皆当时家人女子传习所见……公卿之家颇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讹谬可笑矣。”意思是这是一种可笑的习俗，没有合理性也没有合法性。

宋代学者康誉之在《昨梦录》中说，冥婚是“北俗”，即辽、金、蒙古的风俗，这一说法并不确切，但从冥婚的流传地域看，北方确实比南方重，特别是山西。山西的地方志中多有冥婚记载，如《隰州志》（康熙四十八年本），《浮山县志》（民国二十四年本），但这些地方志中，对冥婚都是否定的，都强调要“移风易俗”，“陋俗当禁。”（参见黄景春，《论我国冥婚的历史、现状即根源——兼与姚平教授商榷唐代冥婚问题》一文）

从历史记载看，上至儒家大儒，下至一般地方的儒家学者，都对冥婚持否定态度，都希望禁止这种恶俗。

乡村精神空虚化导致冥婚回潮

虽然儒家学者一直在否定冥婚，但冥婚在中国一直呈现出说者自说，禁者自禁，行者自行的形态，冥婚也从未从人们的视野消失，归根结底，还在于人们科学知识落后，“迷信”盛行。

中国古代一直有所谓的五行之说，包括朝代都讲究五德更替，谶纬之学流行便于这种五行说密不可分。有论者认为，土葬习俗的形成，与五行观念密不可分，所以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

除了五行学说外，中国古代还盛行阴阳两界的观念，认为人死后会去到阴间继续生活，对于早夭的子女，则必须慎重对待。

黄景春在《论我国冥婚的历史、现状及根源》一文中，列举了冥婚流行的三个原因：其一，对家庭成员的死怀有极大恐惧，担心死者亡魂回来作祟，带来灾祸；其二，父母为早夭的子女配冥婚，也是出于强烈的情感宣泄的需要，中国人一直流行养儿防老的观念，很多时候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所以特别不能接受子女早亡；其三，宗法性家族制度下，冥婚是财产继承的一种方式。但除了这三点原因外，冥婚流行还有一种原因，即攀附关系，新闻报道中屡有提及，结成冥婚后，双方父母就是“亲家”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可供利用的社会关系。

放在今天的社会，迷信和情绪宣泄，才是冥婚顽固流行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在农村进行了扫盲和破除迷信的工作，但从未真正破除人们内心的迷信，从《走近科学》中各种神叨叨的迷信就能看出，农村的科普工作还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精神文明进一步空虚化，农民的信仰更加虚无。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点：

第一，农村精英出走，改革开放打开了人口流动的枷锁，农村的精英人士得以走出农村，流出的精英几乎不会再回到农村，这使得农村的上层社会逐渐空虚化，特别是在精神层面。

第二，国家治理缺位，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更多地承担了输出的角色，输入很少。在精神层面上，官方引导进一步缺位，各类迷信思想回潮，逐渐占据了农村生活的主流。甚至，本该承担科普任务和精神引导的乡村公务员和党员，自身也充满了迷信思想，主动参与兴修庙宇、烧香敬神、巫婆神汉驱鬼招魂的活动。（参见《党史博采·理论版》2008年第9期，高庆刚、李建红，《农村党员迷信思想调查分析》）这样的党员和公务员，自然无法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更遑论对农民进行死亡教育。

这两种原因导致的农村精神空心化，再加上社会转型带来的不安全感，使得人们更愿意去求神拜佛，遇到孩子早夭这样的悲剧，人们自然更愿意相信鬼神，希望通过冥婚，求得心理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安全。

结语：

冥婚从未从历史走远，一旦遇到适合的社会土壤，必将沉渣泛起，解决冥婚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单纯指责农民愚昧和迷信于事无补。(转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