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后人”因为《我不是潘金莲》电影之中的几句旁白，把导演告上了法庭，顺带着也捎上了编剧和小说原作者。这是一场匪夷所思的官司，直接点讲，这种诉讼行为更接近于某种行为艺术——而且还有一点过气。多年以前，类似的“名誉诉讼”也曾发生过，硬蹭上去的各种“后人”状告一些艺术创作者在作品里辱没了自己的祖先。后来因为根本不可能被法庭主持“公道”，也没有获得利润的机会，最后都不了了之。在这个标题党的时代，这次诉讼更像是低成本地蹭热点和一次并不新颖的“注意力碰瓷”。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开场，冯小刚用标志性的低沉嗓音缓缓地说道，“自宋朝到如今，人们都把不正经的女人叫做潘金莲。”这不过是整部戏的引子，明确了一个形象的喻体，让观众能够明白，为什么故事里的女主人公李雪莲要那么竭尽全力地、近乎神经质地抹除自己头顶的这个污名化的称谓。无论是这句台词还是小说原著中所提及的“潘金莲”，显然已经脱离了对于某个具体历史人物的指涉和道德判定，而演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象征意义，换句话说，“潘金莲”这三个字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早已从一个人名蜕变成一个概念。更重要的是，把潘金莲和“不正经的女人”联系到一起的，既非刘震云也非冯小刚的原创，他们作为当代的艺术创作者，只不过是再一次启用这个由来已久的、众人皆知的概念罢了。这个人名如同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公理”，无需证明，可以直接引用。

潘金莲经由古代小说的传续，当代大众娱乐工业的深化之后，早已成为了一种常识性的认知。所以，你不能把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当做某个具体的创作者对某个现实个体的污蔑。在许多作品中都有过对于潘金莲的描绘，无论被翻拍过多次的《水浒传》忠于原作的叙述，还是郭德纲在相声中一脸坏笑的挪用，如果任何一次提及和描写都被认作是对某个族群和后人的污蔑，那么艺术这个东西早就干瘪而消失了。

所以，从大众常识上看，这起诉讼本身显然不是冲着真正的“名誉”来的。最初，提起诉讼的发起者本想以“潘金莲后人”的名义开启这场官司，但是现代司法系统无法认可这样的主体，然后，这个人在所谓的“宗族内部”寻找一位叫做潘金莲的女性，以她的个人名义提起侵权。更暧昧的是，目前找到的这位女士已经身患重病许久，连用语言清晰表达个人态度都无法做到，在经过多次的鼓动和说服，才点头准许动用自己的身份进行了诉讼。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原告主体的女人从根本上就被架空了，被事件的发起者彻底工具化了。

包括这个身患重病的“原告”在内，中国现实中叫做潘金莲的女性并不只这一个。大多数都是生活在偏远，贫困，闭塞地区的农妇，由于她们的父母根本从未听说过《水浒传》《金瓶梅》当中潘金莲的故事，所以才毫无心里芥蒂地给女儿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直到如今，那些仍然生活在固有文化圈内的女人们仍然没能理解这个名字的别样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连对于名誉的自觉都尚不具备，又如何谈及维权呢？

这是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人们只注重注意力引起的结果——看是否能引发旁人的关注以及这关注的强和弱，除此之外，大众并不关心引起这注意力的事情到底是否道德或者是否荒唐。这种结果论导向，催生出了众多类似的事件。和这次状告冯小刚事件很像，在此之前，众多“后人诉讼”和各地争相抢夺历史人物乃至虚构人物故居的模式也都一次次地被证明，看起来义正辞严的名誉维权和匡正历史，几乎全都是注意力碰瓷式的炒作。诸如《秦桧像在南京坐起来，岳飞后人不答应》、《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等等，最荒诞的或许是多地争夺“孙悟空故里”的事迹。任何人都能看出这荒诞新闻背后的利益指向——当地旅游经济的潜力，注意力经济的别样变现的可能性等等。这些远比当事人声称的名誉、历史等宏大的词汇实际得多。

而具体到这次状告冯小刚的案例，在那些煞有介事的研讨会和采访背后，你还是能看到很多影影绰绰的东西，比如，这件事情之后，当事人声称已经有人愿意投资制作一部《我是潘金莲》的电视剧，云云，虽然看起来，这仍然像是自己臆造的声势，但已经能够看出注意力经济的形状。事到如此，谁还在意那个仍然躺在病床上的真的叫做潘金莲的女人的名誉呢？

这件事情的过程之中有些细节非常有趣，诉讼的发起人，在电影上映的当口还一度踌躇是不是要去看这部电影，因为“不看就无法取证，但看了又给冯小刚贡献票房。”，后来他还是悲壮地去了，坐在电影院里，一边观看电影，一边和朋友念叨，“这次冯小刚算是栽了。”这个现实之中的“无名者”通过想象，为自己赋予了无尚的力量，既可以决定和撼动冯小刚的票房，又可以判定冯小刚的运势。这个人在漆黑的影院里，面对着银幕上的故事，从精神和幻想中对决当红导演的一幕，成为了这整个事件的象征。一个无名者假借名誉权的说辞为自己赋予了某些并不值得称道的名声。

名人遭遇各种匪夷所思的诉讼屡见不鲜，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只要还有无名者想为自己“赋名”，这样的事就不可避免。当然，当事人在事后也对媒体谨慎地提及，如果冯小刚提出诽谤的反诉，不知道后果会是怎样。